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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旦这样的改革潮流掀起，他的代王府一系官员们，便不再只局限于时局之内的势位争夺，而是扎根于利国利民的国计内政之中，安全性无疑更有保证。

    比如郑杲的提议中，有一个重要的概念那就是来自江南的漕米。

    在此之前，江南当然也有米粮解运京畿，但却是包含在田租户调中，并不作为一个单独的概念提出，因此在财政度支中也就没有获得该有的正视。

    但事实上，经过六朝开发，江南诸州开发程度已经不低，特别是随着关中天灾人祸不断、旱涝歉收常有，来自江南的田租贡物在整个朝廷财政税收当中所占的比例也越来越高。

    像武周后期，频有江南宰相登上政坛，开元时期，甚至就连远在岭南的张九龄都能成为一时名臣，无不体现出江南人在时局中的话语权越来越重。而这背后，除了各种正常与不正常的朝事调整之外，关键的一点那就是话语权是由钱粮打底的！

    李潼的班底中，本身就有着大量江南人的存在，借郑杲之口独立提出财政中的漕米这一概念，既能号召更多的江南人加入，也能增强整个派系在时局中的影响力。

    类似姚璹这种江南宰相，如果只是单纯的因循权势立足于时局之内，根基其实很浅，无论是关中人还是河北人，都不怎么将其放在眼中。仅仅察觉到一个旧案重翻，便能吓得战战兢兢，要主动退位避祸。

    可是如果江南漕米在财政中被独立强调，进行度支运算，那么意义就截然不同了。既想要江南人的米粮，还不把时局中的江南人当盘财，难道整个江南就全是冤大头？

    所以在与杨再思达成共识后，李潼并没有特别强调要保住姚璹，而是把推荐郑杲担任洛州长史作为一个条件。

    一则姚璹作为杨再思的举荐人，杨再思是有一定义务维护他。二则一旦进行漕运改革，增强漕米的重要性，姚璹这个主动退位让贤的江南宰相，政治上本身就获得了从容余地。

    事实也正如李潼所料，当朝臣们针对漕运改革进行议论的时候，姚璹也被频频提及。他作为久参机要的前宰相，如果能够投身此中，无疑是能发挥出极大的作用，很难被忽略，如果只是在朝担任麟台监这个闲职，无疑是非常的可惜。

    所以有关姚璹的任命，朝廷中谈论最多的几个选择，便是汴州或者豫州刺史，还有就是扬州大都督府的上佐。

    四月下旬，在李潼没有过分干预的情况下，姚璹最终还是被选任为汴州刺史，担任这大运河沿岸重要的上州之一的官长。

    至于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则不作调整，仍由格辅元担任，只是给格辅元加了一级散阶，以示这一职位更加显重，督促勤功。

    得知姚璹得获这一任命后，李潼也是不免唏嘘。姚璹并不是第一个跟他有交情的宰相，在其之前，还有一个沈君谅，同样是官居麟台监，同样是出身江南的宰相，却没有姚璹这种好运气，直接被绞杀于残酷的朝堂斗争中。

    对于沈君谅的死，李潼一直是存几分心结的。如果不是自己，沈君谅未必就会拜相，也未必就会死在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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