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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还有比较重要的一点，那就是造成西京今次动乱的，主要便是周边乡野涌入长安城的那些客民们。无论这些客民有多寒苦无奈，他们给长安造成的破坏那是实打实的，长安土民仇视客民，这是人之常情。

    雍王殿下心存仁念，对乱民们进行赈抚，这没有什么。可是如果大肆取录客民入幕府担任官吏，这在长安土民们看来，那就是赤裸裸的包庇。

    如果处理不好，会让土客之间的矛盾加剧，下一次再爆发出来，可能就是更加严重的动乱。

    听完了姚元崇的陈述，李潼一时间也沉默下来，片刻后才又开口说道：“此前宋参军进言此事，也曾陈述土客纠纷。未来土民、客民之患，也确是长安能否复治的一个关键。这件事如果不妥善处理，则必内耗深重，更难存志望外。”

    长安多窄乡，所以土民与客民之间的矛盾显得尤其尖锐。这还不仅仅只是籍民编户问题，还涉及到土地等生产资源的分配，是一个政权能否长期保持稳定的基础。

    姚元崇与宋璟都不约而同的注意到这个问题，且都将之摆在极为重要的位置上，对于这一点，李潼倒也并不感觉意外。

    这两位俱都是开元前期的名相，给开天盛世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未来大唐之所以能够在接连经历武周与中宗朝的动荡后快速回复国力，重新冲出疆土缔造一个浩大声势，这两位可谓是功不可没。

    他们除了营造开元初期相对清明的政治生态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贡献就是对这一根本问题的解决。当然也不能说是解决，因为这个矛盾是农耕政权始终存在的，只是在他们的任期内得到了极大程度的缓解，奠定了一个国力复兴的基础。

    姚元崇与宋璟接连罢相后，大唐的政局中虽然仍然不乏名相，但在生产资源的分配上，力度远不如这两人大，甚至宋璟之所以被罢相，也在于对权贵阶级的利益触犯激发了众怒。

    后继的宰相们，虽然也都不乏亮眼表现，但都没有超越姚、宋两人的社稷大计。

    宇文融、裴耀卿等搂钱小能手一个个上台，甚至就连奸相李林甫都创设了长行旨这种节约行政开支、且多为后世效法的良策，但对国力的提升已经远远比不上姚宋二人。

    而在安史之乱后，一代能臣刘晏的财政改革虽然卓有成效，但其重点在于区域资源的整合与调度，在物流方面加大力度。

    至于唐德宗年间所推行的两税法，虽然是税法改革的里程碑式进步，但也意味着原本的统治技术已经不足维持，朝廷不得不在承认现有社会资源分配的前提下开拓财源，而且已经丧失了将社会资源重新分配的能力。

    土、客矛盾，有一个核心的解决方案，那就是打土豪、分田地。但是这种大法，不可轻用，因为关键一点在于，你的屁股坐在哪里。

    李潼内心里，当然是愿意跟人民群众们站在一起，否则他对长安城中这些权贵们便不会是如此凶恶态度。可问题是，人民群众未必愿意跟他站在一起，或者说眼下的人民群众还没有足够的力量来迎接这一变故。

    最直接的一个现象就是，长安城中闹乱月余，这些乱民们甚至连权贵聚居的朱雀大街东部坊区都攻不下来，唯一攻破的一次还是长安城那十几家勋贵开门揖盗、准备祸水西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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