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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当然不是方外邦国，然而在人心狭计之下，已经有了敌我的判断。这一事实让裴守真所奉持的道义产生动摇，乃至于坍塌，朝廷对雍王尚可勒之以宗法、催之以皇命，可如果雍王真的倒下了，这些故技难道也能慑服诸敌？

    这种信念的动摇、心态的转变，是出于裴守真自己的良知，但同时又有悖于他过往的道义，让他心生惊惧。此际求死，也真不是夸称忠烈的谋生之计。

    雍王一再逼问该以何罪杀他，确有几分诛心之问的味道。裴守真几番作答，仍是怯于将内心最真实的感受表露出来，但雍王没有被他敷衍过去，仍是继续追问。

    默然半晌后，裴守真终于长叹一声，深伏于地，涩声答道：“殿下此前训言，守真甘愿领罪，今日所为，确是贪慕贼节，沽求假誉。”

    “此番皇命使用入京，未曾深查事情根本，只是困于舆情俗计，皇命之外，俱为不法。潜行留台，妄以壮烈自任，厉态求节，更是诬指殿下构害社稷，欲捐身以警众。人情以论，此为以疏间亲，使殿下与圣人两不相容。大体以论，指功为贼，毁我社稷柱石，诚是大奸！”

    裴守真讲到这里，眼眶中已有泪光闪烁：“卑职腆以皇命自诩，世食唐禄，在朝不能匡大国计，使皇恩不能极尽包容、不偏不倚。外事不能洞见州县之困，著奏于上。唯是妒于殿下功高权重，以毁谤国器、夸张离奇为功。但有一二正念于怀，自当下问长安百姓何以欣乐若斯，但只是偏执邪计、吝于垂问，以我狭念妄作讨伐。”

    “凡此诸罪，入死应当。殿下宗家至亲，分陕重臣，行台节钺所设，所杀正是卑职这种偏执贪妄、不以匡正为功、唯以攀诬为能的孽臣！大罪愚心自知，惟乞白纸一幅，留状于此，甘心入刑！”

    将心中这份真实感受讲出来，哪怕对裴守真这种自觉垂死之人来说，都是一件极为难堪的事情。他敢于为此事迹，心中自有一份忠烈、道义的信念鼓舞着自己，要让他自我瓦解这一份信念，看清楚心中那一点偏执，并将之剖析出来，无异于是对自我一次彻底的否定。

    所以讲完这一番话后，裴守真已经是泪流满面，自有一份悔恨痛悟。

    他这一番行为，就是用所谓皇命所使的大义去包藏自己的私心。如今朝廷中弥漫着一股氛围，对陕西道大行台警惕、对雍王警惕，认为行台霸府本就是不合章制的存在，是一个割据关西的毒瘤。认为雍王骄狂难制，身受如此浩荡皇恩，竟还不能对皇命言听计从，不臣之心已是昭然。

    这样一种思路所营造出的氛围，自然让一些心存忠烈、恪守道义的臣员从内心里对雍王、对行台有一种反感与敌视，此前的裴守真，正属此列。

    在这样的信念鼓舞下，裴守真天然认为雍王截留陕西贡赋，就是为了蓄粮养兵，营造私己的势力，以期有一日悍然东归，以武力问鼎大位。

    所以裴守真敢于犯颜强谏，认为自己即便因此身死，不失名臣气节。

    然而这样的思路，首先是否定了雍王对大唐社稷实实在在的功勋，其次是夸大了朝廷的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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