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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是一些少壮朝臣们，一个个打了鸡血般红着眼为朝廷挑选下一个讨伐对象，各种相关奏书纷纷呈献上来，大多劝谏朝廷不如趁着这一把气势，把仍然盘踞漠北的突厥默啜一起干了。

    中下层官员们畅想着强军暴兵、四处出击、飞龙骑脸，而上层官员们则就在考虑一个更现实、更迫切的问题，那就是该要如何管理并监察如此惊人的财政变化。

    大唐过往所施行的租庸调制以及各种杂税课役，让朝廷财政收入呈现多样性，多数都不能以直接的钱帛体现出来，所以事务可以分在诸司，分权加以管理。

    可是现在，商业上的收入以及商税激增，已经远远超过了原本的税收形式，旧有的行政格局已经不再适用，新的管理方式该要如何组建，也已经迫在眉睫。

    其实有关吏治与朝廷行政格局的改变，早在九月初的时候，诸司官长们已经在参与讨论。只是这个议题过于宏大，迟迟没有达成一个定论，仅仅只集中在圣人与诸在朝重臣们闻知，并没有广泛的征求意见。

    李潼比较属意行政、财政与军事和监察权诸种分立的模式，但并不意味着他就对眼下的三省六部制度持否定态度。或者说他本人也存在着众多的疑虑，不清楚何种制度模式才最适应当下的开元新世。

    讲到三省六部制度的形成，任何人都可以插手说上几句，或许褒贬不一。

    但抛开各种刁钻的角度不谈，三省六部制度就是古典制度演变的集大成之作，汇总历代前人智慧之结晶，足以为后世各类演变之参考，是华夏文明制度探索的丰碑，拥有着超越时代的智慧总结。

    特别这当中分权与制衡、程序与责任，哪怕在后世民权增长的民主时代，三省六部制度所蕴含的博弈思维，对政府行政组织职权划分与运作仍有极高的指导价值。

    后世不乏好为人师者，以三省六部是为封建帝制服务、非为民主服务，从而否定故人在制度探索上所取得的成果，宣扬某一制度优越性，这也是狗粮吃多昧了良心。

    人作为一种群居动物，组成大大小小的社会组织，其组织管理以制度体现出来。

    小而言之，制度是权力与势力的对抗，权力是制度赋予的能力，势力则是不能进行制度化的能量，比如个体的武力、人脉以及对各种社会资源非常规的占有。

    广而言之，制度是公心与私欲的博弈，对秩序的守护和利己主义的抗衡与妥协。

    三省六部之所伟大，在于这一套制度有着极为完善的权力分配系统，同时又保证了制衡与博弈的程序空间，组织内部环环相扣，各自发挥又互相钳制，并不存在某一环节的独大与霸权。

    从这一点而言，华夏先民在制度的探索中真的是有一种早熟的智慧。

    但制度也有一个问题，它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事物，是由人创造出来，约束人的行为且由人所执行的准则。且不同的制度一旦执行起来，便会无可避免的产生制度成本。

    三省六部制度完善且周详，这是它的优点，同样也是它的缺点。

    其内部环环相扣的结构想要完全发挥作用，就要确保每一个组成部分都能充分发挥其效能，而彼此间的制衡过于细致，由此产生出来的摩擦与掣肘将会是一个惊人的数量。

    这些制度成本所产生的内耗，有时候甚至远远超过制度运行所带来的收益与回报。

    像后世某一政权制度颇多拥趸信徒，方方面面论证其优越性，唯独不言这套制度所产生的成本消耗是需要全球供血。若没有足够的补血能力，自己都要玩崩，更不要说圈养爪牙喉舌。

    所以大唐的三省六部制度虽然完善，但真正的执行时期却并不长久。

    尤其是在中古时代的背景下，过于完善的制度建设本身就是一种自我限制，并不能适应国力增长与扩张所带来的新的变量，对于志向雄大又有足够执行力的帝王而言，是很难忍受繁琐的程序过程。

    因此早在贞观时期开始，作为最高决策层面的三省便发生了改变。

    到了开元年间，张说奏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并不是将简单的中书、门下两省合兵，而是中书门下这个机构直接凌驾三省之上，三省职权合归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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