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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如枢密院的设置，就是用了很长的时间，从行台时期开始便分设小司，一直到了去年张仁愿入朝才正式设立枢密院，诸司公务纳入一院又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

    至于设立更早的集英馆，眼下仍是一个比较尴尬的存在，还是遭到旧有机构的排斥。

    像在不久前开始的冬集铨选中，李潼提议集英馆诸学士的观历注入官资中，却遭到了选司与宰相们的反对。至于理由，则就是集英诸员虽伴驾近侍，但却功不彰于朝轨、事不明于典章，凭幸注资，恐乱选法！

    朝臣们反对理由也很正当，集英馆眼下只是近侍备问，甚至连真正的侍臣都算不上，两名学士李峤与马怀素都是以别职在馆，下属的馆生有的干脆连正经官身都无，也实在是无从注历考核。

    若连这样的存在都纳入官资之中进行铨授，那选法的标准就遭到破坏了。如此官资的含金量完全无从体现，难免会遭到鱼目混珠的讥讽，甚至还不如摆明了走后门的斜封官。

    哪怕身为帝王，也有绕不开的规矩，制度之所存在，意义不只在于能否切实执行，更在于提供了一个行事的是非标准。

    这里面也有一个比较显著的例子，那就是早年的宰相刘祎之。

    刘祎之北门学士出身，原本也算是女皇心腹，却在武周革命前夕因为反对武则天称制而遭到杀害，临死之前还要说上一句“不经凤阁鸾台，何名为敕”。

    人的身份立场不同，所秉承的坚持便不同。刘祎之北门得幸，高居宰执后便要维护中书、门下的制度。虽然最终难免一死，但由此一言可以宣告他是遭到了冤杀，而非确有其罪。

    李潼这一次之所以能一步到位的设置勾院，且不遭到宰相与群臣的反对，一则是勾院所处理的乃是旧体制不能处理的新问题，二则此事的确迫在眉睫、事关重大。

    如果没有这些条件的存在，眼下朝堂中怕就要出现两三个犯言直谏的人，甚至就连朱敬则这个坚持原则的宪台长官怕都要抗拒任命。

    大唐官制完整，想要进行全面的改革并非朝夕之功，而且在没有切实需求的情况下，也实在没有必要过度残害原本就已经存在且尚能运行的系统。

    无论枢密院，还是新设的勾院，李潼主要的意图还不是设立新的机构，而是给朝廷灌输一种理念，那就是遇事置院、连署办公，绕开原本程事繁琐的刻碎治事，削减行政的成本，提高办事的效率。

    至于院这种新的行政单位究竟要设置多少，不必刻意的去追求，遇事则置，大臣领衔，事了则罢，悉归本署。只有遇到了频繁产生的相同事务需要反复设院，才最终考虑作为常设的机构保留下来。

    眼下中枢制度还需要进行调整，所以院的设置与罢除以及相关事员的任命，自然掌握在李潼这个圣人手中。未来中枢调整稳定下来，可以渐渐的分拨给政事堂。

    早朝结束之后，圣驾回返内朝，并在内朝延英殿召见诸宰相并台省官长们，继续商讨事务。

    这种情形，又可以引申出一个中晚唐比较重要的决策制度，那就是延英奏对。

    中晚唐时期，地方藩镇割据，中央权力衰弱，皇帝又常受太监挟持，政事堂作为国家政令最高决策机构早已经名存实亡。皇帝便常在延英殿召见宰相并大臣，商讨并决策国务政令。

    其实这种形式早已存在，早在高宗时期开始，便常常在延英殿召见宰相议事。废王立武过程中，褚遂良激烈反对废后而触怒武则天，暴喝“何不扑杀此獠”，就发生在这一场景中。

    皇帝之所以不在外朝召见臣员、或是参与政事堂会议，要么是威望不足，对朝政情况失于完全的把控，要么是要做的事情不符合朝论舆情，自然不会去外朝堂与政事堂这些朝臣们的主场。

    李潼的情况自不属于这两种，他是权威太足，所以懒于追求形式，延英殿地处内朝，讲完事情抬腿就能回家，去了政事堂还有各种繁琐规定。不在自己主场，终究不够舒服随意。

    当然想摆这种谱，也要臣下们给面子。像是去年拜相不久的张仁愿，李潼备好餐食都请不来。不过现在张仁愿就乖巧多了，到现在看见烤肉还犯恶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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