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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朝群众不乏因勾院的设置人心惶惶，而内朝延英殿的奏对则与此关联性并不太大。

    财政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财务的审察仅仅只是其中一个方面，除此之外还有财政的预算与立法，赋税征收，官产经营，财物的存储管理与使用，以及市场和物价的管控等各种行政事项。

    现在既然以勾院总揽勾检大权，那在延英殿这一最高的决策场合，便无需再为此多费唇舌，重点还是讨论其他财政事项的处理方案。

    圣人并诸员各自坐定之后，中书侍郎姚元崇便抛出第一个议题：“向者国家度支，需量入为准、以判出。今秋度支计量，亦法此旧绳，但世博会后前法已废，亟需速作更迭，才可敕为来年诸州政治准绳。”

    度支预算乃是一个国家未来一年行政维持之根本，是一年财计至重。按照原本的行政流程，诸课役所收每年计簿送入尚书省，以供度支预算来年诸事，这一程序要在十月三十一日之前完成。

    定案形成，开年元日大典结束之后，再以制敕的形式降给诸州朝集使，返往诸州，作为来年的用事准则。

    世博会之所以安排在九十月筹备举行，除了这一时节贡赋俱备之外，也是为了配合度支方案的计定。不过今年这个情况实在太特殊，因为世博会的规模与持续的时间严重超标，这就造成尚书省度支方案完全无涉这么庞大的一块，从而难以执行。

    别的不说，单单商货通行沿途所产生的各种地方税务增收，根本就没有在预算方案中体现出来，那么这一部分收入、地方官府收是不收？交是不交？

    姚元崇提出的这个问题颇为严峻，现在已经到了腊月初，距离元日大典只有一个月的时间，既要完成财事的审察，还要重新作出一份度支预算。

    姚元崇话音刚落，因二宗事了而升任门下侍中的杨再思便开口叹息道：“圣人享国兴治，库藏丰储，倍益往年，世道惊艳之外，却是事员忧苦。往年度支量入而判出，但今财情入涌无准，更以何凭判出？”

    听到杨再思的话，坐在御床的李潼脸上便流露出几分得意的笑容。

    要不就说杨再思这老家伙情商高，既点出了问题所在，还不忘拍上一把圣人的马屁：咱家圣人太牛逼，搞来这么多的钱，让大家愁的都不知道该怎么花了，真是坏坏！

    不过这两名宰相提出的财政预算量入为出的问题，还真的不怎么好解决。

    大唐财政预算，遵循一个量入为出的原则，按照收入的多少去计定来年开支几何，这也是历代以来国家财政的一个原则性思路。

    想要做到量入为出，那就首先要确保国家的整体收入是可以计量的。

    这在初唐时期，自然并不困难，朝廷施行均田制，田亩、人口恒有定数，租调所收也不会存在太大的变量，只要相关诸司能够切实履行职责，便能将国家财政收入算的清清楚楚，再依此做出来年的收支方案。

    可是从高宗年间开始，均田制的破坏，徭役的盛行，已经让原本可控的财政收入变得不可控起来，以至于不得不增加其他的杂捐税事来维持一个相对的平衡。

    到了开元年间，度支形势要更加严峻。随着各方编户工作的深入，朝廷所控人口激增近倍，伴随而来的新授田与垦荒规模也是越大，原本相对恒定的租调收入也随之增长，今年之度支已经不足为明年之参考。

    更不要说，随着商贸的发展，商税与诸官造产业的利润激增，直接冲击改变了朝廷财政收入的基本格局。

    通俗一点的说法来讲，就是他妈的钱来的太快，简直让人无所适从！

    财政收入增加自然是一个好事，但从国家整体的行政角度来看，却是一个甜蜜的负担，该要施行怎样的有效管理，才能让这一部分财政增量转变为切切实实的国力增长，对朝廷官府也是一个极大的考验。

    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财富的增长也能好事变坏。不说一个国家，哪怕是普通人突然暴富，若智力与品格不足驾驭，行为也会变得疯狂起来。老凡尔赛的范伟老师，对此就有很深刻的体会。

    “度支计量，国务根本。丰产盛收已经不是一时的困扰，常法之外，历年也有变法，汇总为绳，更作创新。府库所收既然已经不可计量，不如以诸官府凡所出纳为准，以此判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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