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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到凡尔赛，李潼也是不落人后。

    量入为出的财政原则虽然历史悠久，但古法并不意味着就是好的。当社会越发的进步，资源越来越丰富，这样的思路便不再适应，在行政过程中更换一个标准作为计量尺度，也是时代的选择。

    不装了，摊牌了，我是大富翁，得有更好的方法来管理我的财富！

    当李潼提出这样一个转变思路的时候，群臣们思路也被打开，开始纷纷进言。类似的想法他们并不是没有，但圣人不定下基调，他们也不敢大放厥词。

    度支是对未来一年的收支预算与施政方针，换言之是根据已经发生的情况进行预判，做出判断的依据自然变量越小，才能越切实。把每年需要进行的事务与支出锁定之后，那么财政上剩下的就是收入了。

    如此一来，地方官府也不需要再挖空心思的创收增产提升政绩，保持眼下这种状态，扣除行政成本之后，其他财项统统上缴。

    这样的度支思路又会造成一个现象，那就是留给地方政府的变量空间太小、活力不足，同时几乎没有什么应变能力。

    但这也并不算是一个缺点，反而有助于巩固中央的权威。你地方上如果太会玩了，那我中枢又该怎样施加管理？

    至于有什么天灾人祸的变量，这本来就不在度支预算中体现出来，只要朝廷保持足够的财政预留，可以及时应对变数，便不会产生太大的乱子。

    地方上能动性不足，就需要中枢朝廷更加的灵活高效，对地方情况的变化要掌握得更加详实全面，以适应社会整体的发展，不能因为行政效率的低下而形成拖累。甚至在某些变量频繁的领域中，要形成自上到下、一以贯之的垂直管理。

    制度的变革，需要切合时代的背景，起码要搞清楚需要解决什么问题以及需要管理的内容。

    讲到这一点，就不得不提及一个人物，那就是盛唐时期的奸相李林甫。

    李林甫虽然奸名极盛，但执政能力也是颇为不俗，其在开元年间所编拟的《长行旨》，便是大唐财政变革的重要纲领，甚至在古代财政史中都拥有着不小的意义。

    初唐时期，政府度支预算是以实物为准，如此一来，在度支计划中便包含了来年应收租调贡物的征集运输与收纳，政府收物之外的物料采买、称为折受余物，以及当年财政收入在明年的支用情况。

    如此一来，地方官府与朝廷之间针对各种实物的收缴与采买都需要进行文牒沟通。单单朝廷所规定的实物色目就有粟、稻粮食与六种丝织品，而需要进行折税采买的物品种类更是繁多。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恢复与发展，财政所涉物料名目更加繁多，都需要上下牒传通报，以至于计账工程繁琐，每州计账用纸就达到了五十多万张。

    《长行旨》便规定了诸州每年收支固定的部分造册之后形成定制，不需要再逐年更改造册，仅仅只将当年财政收入的支用进行度支计账，如此便大大省俭了计账的流程。

    看似长行旨仅仅只是对计账的流程进行了简化，将诸州计账用纸从五十万张降低到了每年只需要两三张，但当中所节省的行政成本，以及将地方事权收于中枢的制衡思维，对整个大唐财政、包括行政格局的改变是巨大的。

    未来中唐时期杨炎所进行的两税法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就因循了长行旨化繁为简、事纳于一的立法与执行的思维。

    《长行旨》的出现，简化并规范了繁琐的事务流程，以准确直白的书令条文取代了大量的行政案牍劳动，在古代制度程序的演变过程中，不得不说是一大创举。

    早年李潼尚未起势时，在武周朝堂主持漕运改革，为了避开武氏诸王的掣肘，便借用了许多长行旨的经营智慧，将一些需要诸司协调用功的事项加以条令化，短时间内便收到了不小的成效。类似的思路，在后来行台行政中也有延伸。

    眼下李潼提出国家财政量出为入的原则，同时也是对长行旨的一个变用，而且要进行的更加彻底。因为眼下大唐财政收入的形式正从实物转变为货币化，在化繁为简这一需求上可以走的更远。

    当然，这一转变无疑压缩了朝廷对于各种物料的管控范围与力度，所以并不能单纯的追求财政的增长，同时还要对社会生产力增加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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